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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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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1545人,候补代表145人,代表着全国3900多万名党员。邓小平致开幕词。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大会审议通过了报告和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叶剑英、陈云就干部队伍新老合作和交替问题讲了话。李先念致闭幕词。
  这次大会的使命是,通过对过去六年历史性胜利的总结,为进一步肃清“文化大革命”遗留的消极后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确定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战略步骤和方针政策。
  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回答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一人们最为关心的重大问题,成为指引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旗帜。
  大会提出了“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的目标及当前党的建设的任务,制定了新党章。新党章清除了党的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继承和发展了党的七大、八大党章的优点。在新党章的总纲中,对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对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总任务,对党在国家生活中如何正确地发挥领导作用,都作了符合新的形势的规定。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委员210人、候补委员138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由委员172人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由委员132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9月12日至13日,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25人(按姓氏笔画为序):万里、习仲勋、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邓颖超、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宋任穷、张廷发、陈云、赵紫阳、胡乔木、胡耀邦、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真、廖承志;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选举万里、习仲勋、邓力群、杨勇、余秋里、谷牧、陈丕显、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乔石、郝建秀为候补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小平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1985年9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北京举行。为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这次全会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成员,进行了局部的调整。
  全会增选了田纪云、乔石、李鹏、吴学谦、胡启立、姚依林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选和调整后的中央政治局由二十二位同志组成。他们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万里、习仲勋、方毅、田纪云、乔石、李鹏、杨尚昆、杨得志、吴学谦、余秋里、胡乔木、胡启立、姚依林、倪志福、彭真;政治局候补委员秦基伟、陈慕华。
  全会根据习仲勋、谷牧、姚依林同志的请求,同意他们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全会增选了乔石、田纪云、李鹏、郝建秀、王兆国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增选和调整后的中央书记处由十一位同志组成。他们是:总书记胡耀邦,书记胡启立、万里、余秋里、乔石、田纪云、李鹏、陈丕显、邓力群、郝建秀、王兆国。
  党的十二大是进入新时期后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自这次大会起,按照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实现了制度化。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0名,这时全国有党员3500多万。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听取叶剑英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通过了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当选的中央委员201名,候补中央委员132名。
  8月19日,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领导机构。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由他们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华国锋、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先念、李德生、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慕华、赵紫阳、赛福鼎•艾则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十一大政治报告宣布,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这次大会的历史责任,是要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对十大的党章作了一些必要修改,把“在本世纪,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写进总纲。
党的十一大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方面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限于历史条件,大会没能承担起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实现历史转折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这一任务。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全会决定,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必须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1979年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全会认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指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全会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等九人为中央委员。全会决定恢复成立并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些人事安排,从组织上加强了中央领导机构,保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这次全会后,从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和实际工作的领导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249人,当时全国有2800万党员。大会的议程有三项: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代表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选举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8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党的十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周恩来向大会宣读了由张春桥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报告继续肯定九大路线。王洪文向大会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个党章修改草案的基本精神与九大通过的党章是一致的,都是“左”倾指导思想的产物。
  8月28日,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的报告,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选出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第十届中央委员会。8月3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中央领导机构。选举结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中央政治局常委除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张春桥、董必武。
  从总的方面看,党的十大不论是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还是在组织路线上,都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2人。当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至基层党组织大都没有恢复,2200万党员绝大多数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与会代表当中的许多人都不是通过正常选举程序产生的,他们或由革命委员会与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协商决定,或直接由上级部门指定。大会预备期间,毛泽东提出要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这三句话成为九大的指导思想。
        九大共有三项议程:通过中央政治报告,修改党章,选举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按照会前的酝酿,毛泽东当选为九大主席团主席,林彪当选为副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林彪代表党中央宣读政治报告。
        会议经过无记名投票,选出中央委员170名,候补中央委员109名。
        4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九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5人组成: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026人,代表全国1073万党员。50多个外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以及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应邀参加大会。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大会通过了各项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的建议》,选举了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大会最后选出97名中央委员、73名候补中央委员。
        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候补委员: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董必武。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增补陶铸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选举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增选陆定一、康生、罗瑞卿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增补叶剑英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在今后的根本任务。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尽管我国人民还必须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为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党的八大强调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这是八大最重要的理论贡献。
        八大以对新形势下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为基础,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第一,坚持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第二,探索改进经济管理的方针政策。第三,强调扩大人民民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第四,明确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方针任务,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繁荣科学和文化艺术工作的指导方针。第五,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
        八大以后各领域的进一步探索,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党中央关于调整经济关系和搞活经济的新思路、关于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针政策,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宝贵经验。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日战争接近最后胜利的前夜,为了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做准备,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七大的召开,经过了长期的充分的准备。从1928年党的六大到1945年,其间整整相隔17年。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即提出要召开七大,但由于国民党军队连续大规模地“围剿”红军和根据地,致使七大未能召开。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近期召集七大。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再次通过决议,指出七大的中心任务是讨论坚持抗战、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等问题。1941年和1943年,中共中央两次讨论七大的问题,但因战争环境及其他条件不成熟,七大的召开继续延期。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为七大的召开做了进一步的准备。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主要内容和最重要的成果,是在1945年4月20日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创造了充分的思想条件。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共547人,候补代表208人,共755人,代表着全党121万名党员。
        毛泽东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关于形势和思想政治问题的报告、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结论和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在会上作《论统一战线》的发言。任弼时、陈云、彭德怀、张闻天、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刘伯承、彭真、聂荣臻、陆定一、乌兰夫等20多人作了大会发言。这些报告和发言从各个方面论述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的基本精神,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对各条战线的任务和政策提出了具体意见。大会经过深入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
        大会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还有很大的困难。这是因为抗战以来国民党与共产党两条不同抗战路线,将造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使抗日战争在有利形势下又潜藏着极大的危机。这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大会尖锐地指出:由于国民党继续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拒绝进行民主改革,由于它不是将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去。大会确信:“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这也是七大的中心任务。
        七大提出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所要建立的新中国,既不应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不应是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旧民主主义的国家,也不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应当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各革命阶级民主联盟的国家,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纲领和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大会也作出了全面具体的说明。
七大在党的文件上首次明确提出要以生产力标准来评判一个政党的历史作用。七大深刻地揭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规律,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三项基本经验,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七大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使党的路线、方针得以顺利贯彻的根本保证。
        七大通过了新的党章。新党章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建党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所形成的优良作风和革命风格,规定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新党章明确规定:努力学习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在党的工作中必须坚持群众路线,这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党内生活中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1945年6月19日,党的七届一中全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选举任弼时为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次大会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它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党的六大的召开,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八七会议即提出过召开六大的问题。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召开六大的决议。1928年1月18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又一次讨论召开六大的问题。会议决定大会召开的时间是3月底。由于此时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因此,在开会地点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不久,当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当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将派代表团出席这几个大会,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遂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4月下旬至5月上旬,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十分重视中共六大的准备工作,给予许多帮助。苏联和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亲自予以指导。6月9日,斯大林会见瞿秋白、苏兆征、李立三、向忠发、周恩来等,解释了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的看法。6月14日、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有瞿秋白、周恩来、邓中夏、蔡和森、李立三、项英、张国焘、向忠发、王若飞、关向应、夏曦、黄平等21人参加的“政治谈话会”,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前革命形势,以及党在今后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谈话对澄清中共党内在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对中共六大的召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会上,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报告,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在中共六大召开期间,共产国际鉴于以往派驻中国的代表屡犯错误和中国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决定改变派代表到中国指导革命的办法,采取在莫斯科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协助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新措施。六大结束后,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等人即作为中共常驻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农民国际的代表,留驻莫斯科,以瞿秋白为代表团负责人。
        党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认真地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的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既然已经反革命,中国革命的性质便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错误认识,指出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大会明确了决定革命性质的不是革命动力,只能是革命任务。因此,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为统一全党思想,克服党内仍然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摆脱被动局面,实现工作的转变,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党的六大也存在着一些缺点。一是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缺乏正确认识,否认存在中间营垒,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二是把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城市。三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四是在组织上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六大选出的由23名委员和13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占21人。第六届中央政治局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他没有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
        尽管六大存在着上述缺点,但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以后的两年,全党贯彻执行六大路线,中国革命出现走向复兴和发展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82人,代表党员57967人。以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大会。由谭延闿、徐谦和孙科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到会祝贺。会前,共产国际发来指示,要求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政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略,反而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
        会前,瞿秋白在1927年2月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以及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会上他向代表们分发了该书。一些代表同意瞿秋白书中的观点,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的错误。陈独秀在会上也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但是,大会对这方面的讨论不够重视。对陈独秀错误的内容和性质,以及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错误,也缺乏应有的认识。
        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决议一方面把蒋介石的叛变看做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从而混淆了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另一方面把由汪精卫、唐生智控制的武汉政府当作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精卫、唐生智等人仍抱有很大幻想,对其公开叛变革命的严重危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精神准备。
        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虽然肯定“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的土地革命原则,但却又把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武汉国民政府,使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成了一纸空文。
此时,最紧迫的问题是组织和发展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但是,大会并没有认真讨论军事问题,更没有在这方面制定有力的措施,认为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就能够实现大会规定的任务。
        大会选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后增补瞿秋白、谭平山)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周恩来曾代理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分别担任组织、宣传、军事、工人、农民部部长。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正式委员:王荷波、张佐臣、许白昊、杨匏安、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候补委员: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
        党的五大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仅半个月这样一个非常时刻召开的。全党上下最焦虑、最关切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严峻复杂的局势,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这次大会虽然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的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这样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这次大会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
        大会总结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后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既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右的倾向,而右的倾向是党内主要危险。共产党要做到: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加紧同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作斗争。
        党的四大修改了党章,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棠为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中央局决定: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其他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分工是: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汉口,李维汉驻长沙,邓培驻唐山,朱锦棠驻安源,罗章龙、王荷波负责铁路总工会工作,张太雷负责青年团中央工作。向警予后来补为中央局委员,负责妇女部工作。
        党的四大以后,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推动和影响下,各地学生联合会也十分活跃,会员有数百万人。这些有组织的群众已经不同程度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从而为即将来临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大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
        经过两天的热烈讨论,大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等文件。这些文件指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文件还规定了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
        党的三大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这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大会解决了革命发展中的这个重要问题,就能够在孙中山这面颇有号召力的革命旗帜下,通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推进民主革命的进程。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党的三大的重大历史功绩。
        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为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局成员、党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和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部分代表。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12人(尚有一人姓名不详),代表着全党195名党员。
        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上海原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举行。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作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张国焘报告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团中央代表施存统报告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过及大会通过的决议。大会推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其他决议案。
        大会通过的宣言是一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宣言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提出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实际上制定出了党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
        宣言指出: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表明党的二大宣言坚持了一大纲领所规定的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即党的最高纲领。
        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它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的建设和党的纪律作了具体规定。与党的一大所通过的党纲相比,它明确地阐释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党的二大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另选出三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组织工作。
        党的二大第一次将党在民主革命中要实现的目标同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实现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不仅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任务,并指出要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深化,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成果。它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解放、为中国革命的正确进行指明了方向。从党的一大确定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到二大确定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党的战略方针的一次重大转变。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20年夏至1921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作为两者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立,建党条件基本成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建党骨干中开始酝酿。
        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会合。他们很快与陈独秀离沪期间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并交换了情况。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及早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李达、李汉俊在征询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并获得同意后,分别写信给各地党组织,要求每个地区派出两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7月中下旬,设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陆续住进了一批教师、学生模样的青年人,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来上海参加这次历史性的聚会。代表们到齐以后,就便在住处开了预备会。
        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会址设在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住宅,大家围坐在客厅长餐桌四周,室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出席会议,而在代表们心目中他们仍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
        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一大开幕会议,并发表热情的讲话。马林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并对中共提出了建议和希望。尼科尔斯基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要求中共把工作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局。
        接着,代表们商讨了会议的任务和议题,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工作,再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7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状况和工作进程,并交流了经验体会。25、26日休会,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28和29日三天,分别举行三次会议,集中议论此前起草的纲领和决议。讨论认真热烈,大家各抒己见,既有统一的认识,又在某些问题引起争论,会议未作出决定。
        7月30日晚,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会议刚开始几分钟,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这次会议被迫中断。
        一大第六次会议刚开始,就遭受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扰。首先闯入会场的叫程子卿,他是黄金荣的把兄弟,利用这层关系进入巡捕房,任华人探长。原来马林由莫斯科途经欧洲来华,曾在维也纳被警察局拘捕,虽经营救获释,但其行动一直作为“赤色分子”被严密监视。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警觉地说这人一定是“包打听”,建议立即停会,大家分头离开。
        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包围了一大会址,法籍警官亲自带人进入室内询问搜查,没有找到多少证据,威胁警告一番后撤走了。这次冲击虽然没有带来重大损失,毕竟一大不能再在原址进行了。转移出来的一大代表当晚集中于李达寓所商讨,大家一致认为会议不能在上海举行了,有人提议到杭州开会,又有的提出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目标。当时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不如到我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离上海很近,又易于隐蔽。大家都赞成,觉得这个安排很妥当。
        第二天清晨,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两位国际代表目标太大,李汉俊、陈公博也因经历一场虚惊,都未去嘉兴。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在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后,登上事先租好的南湖画舫。
        这是一个阴天,下起了蒙蒙细雨,游人渐渐离去,秀丽的南湖显得格外清静优雅。11时许,一大会议在缓缓划行的画舫上开始了。
        南湖会议继续着上海30日未能进行的议题,先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
        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
        下午5时,天气转晴,湖面上一艘汽艇向画舫急驰而来。大家因有上海的经历而提高了警惕,立即藏起文件,桌上摆出麻将牌,装扮成游客。后来打听到这是当地士绅的私人游艇,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会议仍继续进行。
        最后,一大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会议在齐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声中闭幕。
        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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